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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身体不舒服，三天就死了。

    三十八岁，直接壮年而崩。

    然后就是英宗皇帝，正统年间想造海船重启下西洋，圣旨刚下不久，浙江就出了叶宗留起义，福建出了邓茂七起义。

    两场起义打了五年，把朝廷的银子打光了，把下西洋的事打没了。

    然后就是土木堡之变，英宗被俘，朝廷元气大伤，下西洋就再也没有人提了。

    再后来，宪宗皇帝咨询兵部关于下西洋的事，刘大夏直接把航海图烧了。

    弘治皇帝在位十八年，连提都没提过这件事。

    是不想提吗？

    不，是不敢提！

    毕竟在宣德至正德这近百年间，下西洋的巨利喂养出的东南文官士绅利益集团，实在是太庞大了。

    庞大到他们联合起来，足以动摇国家社稷的地步。

    但是，自从陛下上位之后，先拿下三阁臣，又抄家三法司，再改革六军，设立六大都督府，亲掌天下数十万大军。

    最后，更是将整个福建全省二十余万士绅连根拔起，文官士绅的势力，可以说是被削弱到了有明一朝以来的极致，天下四方万民无不敬畏皇帝如敬神。

    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即便皇帝想要重启下西洋，或许会有文官谏言，但是绝对没有人敢阻止。

    这便是皇帝用三阁臣、三法司，以及福建全省二十余万士绅性命铸就起来的霸道威望。

    徐俌的手指在圣旨边缘又摩挲了一下，然后他收回了手，目光重新落在圣旨上那段关于西洋三样作物的内容。

    他看了两遍。

    第一遍看的时候，他有些疑惑。

    红薯、土豆、玉米——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三个名字。

    他在南京的时候读过不少书，虽然不算博学，但农政、水利之类的书籍也翻阅过一些，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本书里看到过这三个名字。

    皇帝是怎么知道海外的这三种奇物的？

    徐俌的第一反应是——皇帝可能有自己独有的信息来源。

    也许是某个从海外回来的商人带来的消息，也许是某本不知道从哪里流入皇宫的海外书籍上记载的，也许是某个被皇帝信任的人从遥远的异国他乡打探回来的。

    他不确定，但他决定不去深究。

    因为圣旨上写得很清楚——皇帝说海外有这三种作物，那么它们就一定存在。

    皇帝说它们产自极西之地，产自西班牙人手中，那么西班牙人手中就一定有这样的东西。

    皇帝说谁把这三样带回来就封侯，公侯之位也在应允范围之内，那么这三样作物的价值就一定配得上这样的赏赐。

    徐俌放下圣旨，目光落在一旁那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大包裹上。

    他示意徐福打开包裹，油布一层一层地被揭开，露出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成卷的抄本——航海记录、船只档案、水手名册、航线图，以及郑和下西洋时期留存下来的所有相关文书的抄本。

    这些抄本是通政院花了小半个月的时间，从尘封的档案库里一页一页翻出来的。

    郑和下西洋的那些原始档案，大部分已经在成化年间被刘大夏“烧掉”了。

    当然，是不是真的烧掉，并不知道。

    但反正原始档案是找不到了，不过通政院和兵部职方司的档案库里还留存着一些抄本和节略。

    有的是当年参与下西洋的官员留下的私人笔记，有的是兵部为了存档而抄录的航路纪要，有的是沿海卫所留存的水手名册和船只登记簿。

    刘瑾奉命调集这些档案的时候，通政院的官员们翻了好几天，才从那些落满灰尘的架子上把这些东西翻出来，又花了十几天的时间，一本一本地抄录、核对、装订，然后装箱，八百里加急送到宁波。

    徐俌伸出手，拿起最上面那本《郑和航海日记抄本》，翻开第一页。

    第一页上写的是一段极简的叙述：“永乐三年六月，帝命郑和为钦差总兵太监，率舟师二万七千余人，驾宝船六十二艘，自太仓刘家港启航。此行将往西洋诸国，宣天子诏，布天子威，怀远人，通有无。”

    徐俌又翻了几页，看到了一些零星的记录——“永乐三年十月，至占城。国王率臣出迎，献象牙、犀角、伽南香、奇南香。回赐锦绮纱罗各若干匹。”

    徐俌合上书册，放在一旁，又拿起那几卷海图，解开细绳，展开一幅来看。

    那是一幅绘制在厚绢帛上的海图，墨线和彩笔交织，标注着海岸线、岛屿、暗礁、港口、城镇，旁边还有细小的字迹写着航向和水深的数字，标注着风向的季节变化和潮汐的规律。

    徐俌看着那幅海图，目光从大明东南沿海一路向南，掠过占城、暹罗、满剌加，穿过马六甲海峡，进入印度洋，一路向西，经过锡兰山、古里、忽鲁谟斯。

    一直延伸到那片他从未亲眼见过、却在地图上被标注得清清楚楚的极西之地。

    他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然后他把海图卷起来，放回包裹里，重新坐回主位上，沉默了片刻。

    徐福一直垂手站在旁边，没有出声。

    他跟着徐俌从南京到宁波，知道这位魏国公的脾性——需要他说话的时候他会开口，不需要他说话的时候他站着就行。

    徐俌终于开口了，他的声音不大，带着一种沉甸甸的、像是在消化什么大事之后的审慎：“徐福，去传我的令——让浙江军军长、东海舰队提督、宁波船厂监造官、水师各营主将，以及所有在宁波的将领。”

    “明日辰时到都督府议事。另外，让那些和南洋有来往的海商们各自派个管事的来，我有话要问。”

    徐福应了一声：“是，老爷。”

    然后转身快步走出了正堂。

    徐俌一个人坐在主位上，目光重新落在那份圣旨上，又将“若能成功带回此三样作物之一者，朕予其封侯”这句话看了一遍。

    封侯，这个词的分量，他比谁都清楚。

    大明的爵位不是随便给的，太祖皇帝定下规矩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——非社稷军功不得封侯。

    虽然这个规矩后来被外戚和文官们破坏得差不多了，那些靠着裙带关系封侯的人比比皆是，那些靠着在朝堂上玩弄权术封侯的人也不在少数。

    但一个真正的、被皇帝亲口许下的、写在圣旨里的、因为一件实打实的事情而获得的侯爵——那和那些靠关系、靠银子上位的外戚侯爷、文官侯爷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

    皇帝愿意为这三样东西开出封侯的价码，说明这三样东西的价值，远远超过一个侯爵的封赏。

    徐俌不知道那三样作物到底有多重要，但从皇帝这种不吝封赏的态度来看，它们一定关乎大明的国本。

    他把圣旨小心地折好，放进书案上一个带锁的抽屉里，然后靠在椅背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    他在想一件事——西班牙人。

    或者说，佛朗机人。

    圣旨里写得很清楚——这三样作物产自极西之地，目前握在西班牙人手中。

    西班牙人在哪里？

    徐俌对西班牙人了解不多，但他知道一件事——在郑和船队曾经到过的地方，一定有人见过西班牙人。

    那些从南洋回来的商船上，那些和吕宋、满剌加、爪哇有贸易往来的商贾口中，一定有人听说过佛朗机人的消息。

    他们从什么地方来？他们的船是什么样子的？他们带来了什么货物？他们要换走什么？他们在南洋哪些港口停靠？他们的据点设在哪里？

    如果他能找到这些信息，他就能找到西班牙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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